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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这是最早提出的海洋自由观念。

因为"世界本身是在语言中得到表现。因此，任何解释活动中生成的真理，都不具有终极性。

在这种思维定式下，法律解释是附属于法律制定的活动。例如国际通用的求救符号，就指示存在某种危险状态。然而，在他接触文本之前，他并不能发现自己的前见，甚至并不理解自己。与此同时，人大常委会无需名义上承担解释宪法的任务。根据这项原则，法院在处理各种具体案件中，对于法律规则没有明确规定问题，应根据法律原则、精神以及法律的整体性进行解释。

这一点导致了解释不一致，从而影响了法治的统一和协调发展。（1）游戏是人的一种天性。因为宗教的上帝决定论与现代法治的个人自由观念相对立，宗教的神本主张与民主的人本观念也相对立，故而西方现代化过程首先经历了宗教内部的新教改革，然后经历了世俗化的洗礼。

推动了人权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使基本人权成为法律正当性的基本尺度。据此，符合自然法精神的法律才是良法，反之就是恶法，而恶法本身并不是法律。相比之下，西方现代法理学起步较早，成果卓著，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形成了许多具有世界性影响的法理学派。在自然法学的视域中，法律的背后处处潜伏着"自然权利"。

例如哈贝马斯就把法律分为三个向度，一是追求普遍之善的道德向度，二是体现特定共同体具体之善的伦理向度，三是不含价值的实用向度。在西方中世纪的"基督教王国"，神学家把法律的正当性则归于"神意"。

另外，在欧洲，首先出现经济的一体化，然后才出现法律的一体化。实际上，自然法理论作为现代启蒙过程中的一种革命学说，自然理性作为对"上帝意志"的替代，自然权利对专制义务的替代，都取得了巨大成功。于是，法律权力性与政治的暴力性都被暴露出来。因此我们应对任何法律定义的局限性，保持清醒的认知。

司法独立之后，司法系统为了维护自己的形象，就会采取有效措施，改进和完善内部约束和惩戒机制，否则它无法单独承受公众的指责和社会压力。换言之，如果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的历史过程，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那么，法理学的明智选择是面对现代化和全球化的各种挑战，提出行之有效的法学理论范式和法律对策建议。消极自由意味着，个人或私人领域享有不受非法侵害的权利，尤其享有防止政府等公权力侵犯的权利。在破除法律与政治的共谋关系上，还有另一条思路。

（3）宗教法中不仅包含现实的制裁和惩罚，还包含着来世的制裁和惩罚。如同卡尔维诺所言，任何城市都孕育着公正与不公正，任何秩序都包含着正义与不正义。

法律即使在某些地方出现了分化的趋势，分化的程度也很低，因此，只有从功能的视角，才可以把解决纠纷的某些规则或程序视为"法律"。随着经济全球化，法律全球化亦随之展开。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广泛考察了不同国家或民族的法律，得出的研究结论是，"为某一国人民而制定的法律，应该是非常适合于该国的人民的。在论及法律的生成过程时，如果说哈特还象征性诉诸"初级规则"的第一推动力，然后法律再进入类似"鸡生蛋和蛋生鸡"的循环， 那么，卢曼所建构的法律系统，则具有自创生的特性，法律的生成不需要任何外力，而是一个法律的自我繁衍、自我复制的自创生过程。历史上，法律与宗教存有密切的关联。五 法律不仅具有功能之维，还具有意义之维。有些人自立门户，自言自语，自娱自乐。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过程，确实是一个饱含屈辱的被动过程。

这就引出了法律的正当性问题。换言之，政治权威既可以制定自己所需要的法律，又可以通过法律赋予自己所需要的政治权威。

在哈贝马斯看来，正义的保障和实现在于建构以人权为基础的宪政架构和以宪政为核心的法治秩序，在于确立民主商谈和公民自主的程序，在于自由和自主的公民参与和自我立法，即通过协商和沟通，区别公民境况的异同，从立法、执法和司法上做到同等情况同等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而不是不同情况同等对待，或同等情况不同对待。法律与自由的关系是一种悖论关系，离开法律，自由将失去保障。

从历史上看，法律的地位因不同的社会类型而异。【注】 1.高鸿钧，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

面对法律全球化的挑战，退宁反思了英国传统法理学研究的得失，并对英国"一般法理学"的研究提出了具体建议。这就出现了关于平等的悖论，一方面，由于人们的出身、家庭、身体、智力以及其他条件天然不同，因而形式平等的"竞赛"对于"起跑线"不同的"运动员"来说，意味着不平等的赛跑，因而形式平等无异于把"不平等叫作平等"。有些人遁入了法律概念语义和规则逻辑之中，精耕细作，乐此不疲，见木而不见林。但是，在许多世俗化的国家中，宗教对人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仍然具有很大影响，其范围远不止于教徒遵守宗教教规或习惯。

二 什么是法律？这是一个古老的问题。第三，法律与宗教或道德等实现了联姻，法律给予宗教或道德以有力保护，而宗教或道德作为"高级法"，为法律提供了正当性基础。

通过采取新的法学概念、范式和原则，法理学实现了从政治话语向法律学理的转变。在世界范围，首先出现经济全球化，然后才出现法律全球化。

法理学研究者选择不同的学术立场、研究进路以及形成不同的偏好，本无可厚非，但是，中国目前正处社会转型和法治发展的关键阶段，法理学研究者本应该秉具公共理性和社会良知，站在历史的高度和时代前沿，立足中国的具体情境，放眼世界的大局和人类的未来，在中国法治发展的基本方向上做出正确的判断，为推动中国法学理论的发展和法治实践的进步，做出独特的贡献。他们不再关怀普通民众的法律情感和正义吁求，不再从理想的角度来批判法律的事实性和重构法律价值正当性。

但我们也发现，"法治之城"毕竟属于"常规之城"，而有别于"例外之城"。当然，司法独立也可能无助于遏制司法腐败，甚至会助长司法腐败。这客观上需要法理学研究齐心合力，对于重大法律理论和实践问题进行深入探索，大胆地提出解决办法和改革方案，从而引导中国法治发展的方向，推进中国的法律现代化进程。卢梭则主张，在实行大众民主的共和制下，作为"主权者"的民众可以通过自我立法来实现权利自赋。

历史上，自国家产生之后，法律就明显与不平等相关联，甚至成为强者压迫弱者的工具。上述各家关于秩序的构想和于法律的思考，各有特色，其中闪烁着许多真知灼见，成为中国法理的珍贵历史遗产。

在中国古代，儒家强调法律的正当性在于符合仁与礼等道德价值，而法家认为法律的正当性在于君主权威和法律自身的形式性。进入现代社会之后，法律经历了世俗化和理性化的洗礼，成为了治理社会的主要机制。

例如，在中世纪欧陆各国，主要法律不是国家法，而是教会法、商人法和庄园法等非国家法。当然，法律不仅体现上述价值，还涉及安全和效率等价值，这里无法一一论及。